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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西安事变”改变了什么

发布时间:2014-03-12

中国近代史上每年都会有大事发生,但是真正改变了历史走向的却并没有几件,如果一定要从中选出影响最大的一件,我想我很可能投一票给“西安事变”。对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的这场“兵谏”,但凡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说出一个大概:张学良、杨虎城为了平息内战、一致对外,出兵把蒋介石扣押在西安,迫使其放弃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,因此张、杨两位都是当之无愧的爱国将领。然而真实发生的历史要复杂得多,围绕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与各方博弈,杨奎松先生使用来自大陆、台湾、俄罗斯和美国的原始档案,写出了厚厚一本《西安事变新探: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》。

  张学良申请入党

  西安事变既然发生在西北,那么就不能不从红军长征说起。南京政府的第五次“围剿”后,红军被迫“西征北上”,前往西北打通与苏联的国际通道。张学良恰于此时回国,就任西北“剿总”代总司令。东北军在陕北与红军作战中屡屡失利,中央红军甚至曾以数连兵力全歼东北军一个师和一个团。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,1936年初的时候张学良与中共开始了正式的接触。

  中共方面希望在“抗日反蒋”的旗帜下,实现“西北大联合”计划,为自身发展求得一个和平空间;于张学良来说,他所部东北军要求抗日,打回老家,但是南京政府却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,使他只能期望苏联提供援助,而联苏就必须联共。另外,无论是毛泽东的中共红军,还是张学良的东北军、杨虎城的西北军,他们的相互厮杀,都只能让蒋介石这个渔翁得利,所以要生存就必须停止战争,联合在一处。

  三方面势力在几次试探性谈判后,相互间逐渐取得信任,最后决定在1936年8月左右成立“西北国防政府”,宣布自主。张学良此时甚至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。《西安事变新探》一书对此有详尽的论说,以刘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、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等一手资料证明,中共确实有意发展张学良入党的,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说“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”——奉系老帅张作霖抄过苏联的大使馆,少帅张学良更为中东路同苏联开过战,这些历史恩怨始终让共产国际衔恨在心。

  箭在弦上的“西安事变”

  入党之事虽然不成,但合作还要继续。让张学良他们意想不到的是,蒋介石平定两广事变后亲赴西安督战,试图就此将中共势力一举击溃。此时蒋已知道东北军有人通共,但对张学良本人还依旧信任,否则断不会冒险来陕。如杨奎松所说,为求自保,摆在张学良面前的路只有两条,“一是使尽浑身解数劝蒋和共,一是破釜沉舟,发动政变”。张学良先是两次哭谏,蒋都不为所动,终于使他不得不走上第二条路。

  在曾经为张学良做口述史的唐德刚先生看来,张少帅“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、心际光明、敢作敢为、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”,社科院学者朱宗震先生则认为,蒋“性格火爆”、张“率性行事”,使“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西安事变,竟然只是两个男人情绪失控的产物”。显然在他们两位眼中,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都是激于义愤,所以才不顾后果地发动兵变,将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给关了起来。

  事情当然不是如此简单,杨奎松在遍查史料后就发现,年轻的张学良固然有其“直率鲁莽”的一面,“但这并不等于说,张学良是自己所说的那样,毫无城府,做事完全不加考虑,兴致所起想干就干的人。”因为很多迹象表明,张学良在联共反蒋一事上相当的小心谨慎,不仅制造假象,隐藏自己与中共的关系,而且在反蒋行动上犹豫不决。杨奎松《西安事变新探》这本书中展示出的历史事实,使读者看到抗日固然是张、杨发动事变的原因,但却非唯一原因,要不是蒋介石有意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分化、瓦解,将两人逼上了绝路,他们也不会铤而走险。

  中共转危为安

  张学良发动事变时,绝没有想到,之前被自己倚为后盾的苏联竟声明反对,而他自以为爱国的行为,竟也遭到来自全国各界的一片声讨。杨奎松的《“中间地带”的革命》,曾探究过中共在崛起与壮大过程中国际环境所起的作用,作为中共历史上重要一环的西安事变,自然也会为国际局势所左右。二战爆发前,苏联对日本深怀戒惧,唯恐其北上,与德国东西夹击。因此苏联想要中国拖住日本,使后者无法分身他顾。而在当时只有蒋介石有实力和威望来领导中国抗战,所以苏联非止不同意中共继续“反蒋”,更不愿张、杨杀害蒋介石,导致中国内战升级,让日本不战而胜。中国各界与苏联的出发点固然不同,但逻辑是一致的,相信蒋死则日本得利,中国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所幸在中共内部,主张放蒋的人占了上风,张学良权衡利弊后也终于冷静下来,获得蒋口头承诺的“停止剿共,联红抗日”,就宣布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。对于西安事变后国共交锋的内容,《西安事变新探》补充了杨奎松旧作《失去的机会:战时国共谈判实录》中略说的部分。

  张学良最后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,很难说不是一种悔悟的表示。只是他没有想到,那位结义大哥会把自己推上军事法庭。审判长是辛亥元勋李烈钧,少帅在法庭上以李发动的“二次革命”与自己所为相比,称“我在西安之举,亦对中央之独断,欲有所谏正之耳。”我们知道1913年,宋教仁遇刺后,李烈钧在九江率先发动 “二次革命”,武装讨袁,此举固然是正义的,但却绝对不合法。当初蔡锷就给李烈钧去电称,“即公意有不惬于袁之处,亦非可求诉于武力,以国家为孤注一掷也。”西安事变其实也与“二次革命”相同,是以违法手段行正义之事,且可能为国家带来严重后果。

  说起来,蒋介石的一生可谓是“成也少帅,败也少帅”,张学良的东北易帜让老蒋名义上统一了中国,中原大战时挥军入关,又助蒋铲平了党内异己,但是一场西安事变却为蒋大哥埋下了败走孤岛的种子。无论如何,蒋介石对张学良都是感激的,所以在1949年江山鼎革之际,杨虎城全家被杀,少帅还能平安无事地活到两蒋辞世。

  如今西安事变过去了七十多年,张学良也做了古人,是时候给历史的是非功过一个结论了。杨奎松书中的答案是,“西安事变直接的受益者,正是中共与红军”,此说与史家郭廷以先生《近代中国史纲》的论点不谋而合,“真正得利的为中共,不仅转危为安,陕北苏区亦随之扩大……延安或毛泽东时代自此开始。”当然蒋介石也不是一无所得,他在事变后确立了唯一领袖的地位,领导全国抗战。只是“冠盖满京华,斯人独憔悴”,苦了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位事变的发动者。